中国经济改革路线图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严重。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坦承的，表现在方方面面。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改革的时候。社会上下对改革滞后的严重性已非常清楚。而“改革从哪里突破”、采取哪些措施？路线图、时间表是什么？远比“必须加快改革”之类的口号与激进的呼吁更为重要。要清醒地看到，今天的国人对改革迫切性的环境与要求已远远不是32年前改革之初那样如此的宽松和模糊不清。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民众对政治民主、经济福利的期望与要求都提高了。在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风险凸显期，国人中的大多数已经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容忍，必须要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明确预期”。

　　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如何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经济改革要不要“顶层设计”？对此仍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不必“顶层设计”。但如果不事先进行涉及诸多领域、诸多政府部门制度调整的“顶层设计”，能否真正推进改革？作者认为，一是很难。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了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以往的实践证明，长期协调终难以突破。二是会耽误发展大局。在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中间，如果缺乏事先总体谋划，纯粹出于“问题导向”，推进A问题的改革，引出B问题的改革需求，从而改革B问题。以此类推，顺藤摸瓜，解决了B问题，再引出C、D问题的解决。但是，前几年的历史已证明，四平八稳推改革，功效不明显。特别是当充分估计到下一轮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将会更加艰难、深度改革将会更加复杂，再加上未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的纠结等因素，很容易又会导致改革中出现就易避难、“绕道走”的现象。其结果就是在国家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的同时，国民仍是怨声载道，中国经济遇到的前所未有的不可持续性风险与挑战仍未彻底解决。

　　十八大已经向海内外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两个翻番”的宏伟目标。如果由于缺乏包括改革路线图、时间表的顶层设计而贻误了改革进程，在临近2020年践诺十八大目标之前的几年内，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扭曲将难以支撑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众多机构预测中国未来8年能持续保持中速增长的前提，是必须加快结构调整等改革），最终导致经济增速持续滑坡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是，中国经济即使实现了“两个翻番”的目标（因为此目标要求本身并不高），但如果由于决策者对国民所期望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福利目标的最低容忍线不敏感、麻木不仁，结果未必不会出现今天大多数人所不愿看到的政治后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正是在城乡居民收入从2002年到2011年年均增长高达11.2%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是中国经济矛盾积累较多、经济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时期，也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民怨较大、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况且，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还将持续一个较长时间，这就决定了给予中国靠持续结构扭曲、粗放式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的空间在缩小，时间不多了。

　　要清醒地看到，今天的国人对改革迫切性的环境与要求已远远不是32年前改革之初那样如此的宽松和模糊不清。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民众对政治民主、经济福利的期望与要求都提高了。在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风险凸显期，国人中的大多数已经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容忍，必须要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明确预期”。

　　经济中的结构扭曲

　　其实，目前人们经常议论的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结构调整这一“主攻方向”或人们常说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入手分析，从中便可以发现，现实经济暴露的各种问题现象，无非有的是下述重大结构扭曲的衍生结果，有的是重大结构扭曲形成的动因。

　　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2003年-2011年GDP增长中年均约50%来自投资的推动，消费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居民消费倾向从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有学者指出，由于收入不公，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65倍。富人的消费倾向只有62%，穷人的消费倾向是92%。即如果剔除10%穷人部分的消费数据，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更快。

　　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展，在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的情况下，2002年到2008年的7年中，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44.8%上升到47.4%，在上升2.6个百分点的同时，资源节约、耗能少、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却在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9%。2009年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到达43%左右。

　　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居民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2007年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52.16%下降到39.74%。这期间，2004年-2007年该比重由46.14%下降到39.74%，年均下降竟高达4个百分点，是快速下降的时期。2008年因经济普查等统计原因，该比重重新出现了上升，但2009年-2011年又由46.62%下降到44.94%。经过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剧，由2002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57%左右。企业收入比重大体保持稳定，2008年后出现上升。而政府收入比重却是大幅上升。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却上升到21.28%，两者相差3.75个百分点。

　　从国际收支法角度看，近10年来出现了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最为突出的2007年-2008年，国内储蓄率达到异常的高度，平均为GDP的53%，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两年平均高达9.6%，创历史记录。

　　以上从四个不同角度，简略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特征现象。可以说，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与问题都被包含其中并从中可以得到解释。那么，今后的改革具体应从何处着手、又该如何推进呢？

　　众所周知，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剧下降，其次是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相当部分的人因担心社会保障不稳定，有点积余不敢消费，引起了消费率的下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两因素的权重分别占75%和25%。此分析表明，要扭转此局面，问题直指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在农村，主要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全部归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政府与企业所获。2001年-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由0.1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9.9倍。但农民通过征地，拆迁补助和失地补助两项，仅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37%。2010年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的比重，更是分别低到不可想象的10.37%、2.91%和12.99%。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慢的主要原因，一是上述已分析的薪酬收入偏低。二是财产收入在下降。三是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国企垄断问题严重，分红制度不健全，且资源税等要素价格便宜，刺激了第二产业的不断扩大。而能促进就业、以普遍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在各种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显抑制。生产要素配置中资本与劳动力明显的强弱地位，直接决定了要素分配中利润与工资的明显差距。

　　要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慢的局面，问题直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

　　产业结构之所以会扭曲，就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看，一是税收问题，所以目前正在进行“营改增”的税收改革。二是由于政府收入增长过快。过去几年，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为杠杆高倍撬动了金融资源，放大了资本投入，所以加快了第二产业的投资。特别是垄断性央企分红比例又极少，更有条件以独占的各种优势，通过不分红或少分红，以积累的大量利润和巨额资本，撬动巨额的信贷资金，并实施多元化经营（包括以国企独有的垄断优势进行大量非主业投资，获取利润，如在金融领域），不断推动高投资水平，形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大扭曲。三是与此同时，中国对民营投资服务经济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资金难以进入。四是利率、汇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再遇上前几年不可忽视的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一拍即合，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更有条件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扩张。要想彻底扭转此局面，解决的措施不可能是单一的。问题直指税收改革、国退民进、落实新非公36条、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改革。

　　中国总储蓄之所以异常高于投资率，长期看，扭曲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再加上资本价格、资源要素价格、政府管制因素和外需繁荣因素，必然会导致前几年国民生产的大量产品与服务，除供应国内部分消费、大量投资外，必然表现出大量的净出口，或者为经常项目异常的高顺差。2007年-2008年，两年经常项目顺差分别占GDP的10.1%和9.1%（2011年降到了2%左右）。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机制尽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到位，扭曲的市场信号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与推动作用。与要素价格扭曲相配合，体现政府管制意图的税收因素、市场准入限制因素、国企垄断因素和各种资源价格低廉的因素，同样对经济结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和推动作用。要纠正扭曲的结构，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度干预，要重新讨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

　　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主动或者被动地启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性调整，肯定是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健康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收窄“结构失衡”的缺口。

　　城镇化是否是改革的“突破口”？

　　面对上述复杂的经济问题，改革从何下手？社会上有各种议论。其中有的认为，“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对此如何认识？

　　目前中国城镇化已达51%。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35%左右；按有的学者以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 计算，即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计算，则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结论如此大相径庭。一宽一窄研究口径的背后，无非都是想说明，真正的城镇化率重要的不是简单按哪种口径计算，而是要看离开土地后的农民，是否真正享受到了城市居民“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福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真正得到了缩小。

　　全球经济危机后，面对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长过程，中国外需减少并趋于常态化，50%左右的高投资已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选择“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由此，在前30多年城市化、工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加大新城镇建设规模，提高贫穷农民变市民过程中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无疑是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力”，是“历史机遇”，也确实存在发展的“广阔空间”。

　　但由此是否就意味着城镇化就是进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抓手”？城镇化意味着什么？第一意味着，农民要进城。但进城不单是个户籍改革。解决户籍的背后，意味着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小孩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个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额的钱。

　　第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配有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即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有钱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基于房地产调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未来土地收入肯定明显减少，肯定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又涉及到“新非公36条”怎么去真正落实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要有长期的收入。靠什么？靠就业。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中小城镇更多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大型央企靠不住，主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必须去真心实意落实“新非公36条”。

　　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其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更不是简单地搞房地产投资，那只能是在建“死城”；要提高真正的城镇化率，需要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和改革，是最终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其本身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城镇化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能全部涵盖解决中国当前市场体制建设中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寻找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因果关系，进而寻找“突破口”，必须去寻找与经济增长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市场机制改革。

　　两大核心为突破口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四大重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讨论七八年之久的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方案”应包括：第一，未来八年中，“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的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内容；第二，明确逐年缩小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而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的量化目标。只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上三项改革，实实在在的逐年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水平，必然会引起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也要倒逼金融部门应结合宏观调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是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以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杜绝各地方政府沿袭过去以提高征地价值“补偿倍数”这一“恩赐”型行政方式回归农民权益。为此，国家应重点强调“合法补偿”而不是“公平补偿”，明确补偿的法律程序。防止各级地方政府在以政府名义具体组织“公平补偿”的名目下，仍然继续侵占农民利益。

　　通过这一改革，一方面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应仍不排除为打击投机炒房可设高额的房产交易税），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更需要提前引起警觉的是，今后若土地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回归农民后，中国经济马上会暴露出更为突出的问题，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使原城镇化建设计划中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迅即捉襟见肘。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不仅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将直接严重影响各地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表现为绝大多数的地方财政将难以生存。最终必将会纷纷强烈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的重新划分，要求财税体制改革。如果此时中央政府再需统筹考虑如前所述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国家财政必然难以维持下去。此时，如果决策者只要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一个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必须进行一场大改革。打破因循守旧，制定中长期的改革预算，来解决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问题。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的程度，现实严峻的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会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过去若干年内，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形成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因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和外部经济繁荣的引致因素外，融资成本低、环境资源成本低是另一重要的供给因素。因此，进一步的改革逻辑，除了需要消除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外，必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要求有关部门在兼顾国家金融安全（相对的）和短期经济稳定的同时，尽快启动利率、汇率、水、电、气、油、矿产资源等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

　　制定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渐进改革规划。明确在今后几年内，基本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和体现外汇供给平衡要求的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存贷利差必然会缩小，导致竞争加剧，为预防银行出现破产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可杜绝或消除监管部门长期以来怕出风险而采取的“保姆式”监管，放松民间资金入股金融机构的各种行政限制，鼓励大力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利率由负转正，一面可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一面会出现体现社会资金供求的市场信号，正向激励企业、政府抑制高耗能、低效益的重复建设，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产品创新将更为活跃，在促进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去寻找、扶植更有活力、更具创新能力的民营中小企业而非国有垄断大企业的同时，混业交叉产品会明显增多，这又将迫使“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不得不抓紧提出改善监管协调的方案。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后，还会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为有效灵活的间接调控方式，从而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相应加快资本管制的放开，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

　　制定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全面市场化的改革规划。在今后若干年内，各类资源要素市场的改革，应在目前各不相同的“阶梯价格改革”、“资源间联动改革”、“试点改革”等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限时制定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水、电、气、油及矿产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这项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国有企业亏损，倒逼其改革，引入民间股份实施重组改造，减轻国家补贴与财政包袱；会倒逼政府行政部门削减各种行政审批权力，放宽管制，便于民间资金的投入，推进“大部制”改革；会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恶习，从而从上述“生产法结构分析”角度看，进一步逼着企业与地方政府去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达到以市场信号与压力，而不是通过层层政府的行政指令，以拉郎配的方式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的调整。

　　四大重点改革

　　只要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缩小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必然会强烈要求推动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退民进”这四项重点内容的改革。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这是中国农村下一轮最主要、最艰难的一项改革，也是开拓中国未来巨大消费市场空间的一大历史机遇。这项改革的核心理念应是修改相关法规，把本应归属于农民的权益归还给农民。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原则，允许土地自由平等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宅基地的相应权益。对确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征地的，应明确严格的法律程序，包括价格补偿原则和程序。尽快明确长期悬而未决的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土地征地制度的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在着手这项改革的同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关系上，必须有相应配套的财税改革。同时，伴随这项改革的推行，全国农民将新增千万亿元的收入，此时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及进城变成市民的农民工，在其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安排与内容标准上，应配合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财税改革，应提前予以研究，准备政策预案。

　　社会保障改革。这项改革既是解决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纠正国内经济结构扭曲的一项重大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这项改革的重点，在配合农村征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调整及人口趋势，在兼顾国家长短期财力的前提下，应在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提升全国城乡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水平，并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与城乡“碎片化”的五套养老制度，建立多层次社保体系，确立养老资金长期安全有效运用制度等方面，拿出数据测算可靠、目标逐年实现、统筹解决各方面问题的中长期改革方案。

　　财税体制改革。上述各项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几乎各领域改革的结果，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所以在中国下一轮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骨头”之一。特别是地方土地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在1999年-2009年由0.09:1提高到0.44:1，土地收入与地方预算外收入之比由0.16:1提高到1.94:1，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到55%左右的情况下，要改革土地征地制度，任务相当的严峻。为此，政府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尽早组织力量，认真研究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尚未“修成正果”的房地产调控制度改革，认真地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上述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国退民进”改革。随着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一定的程度时，关于“国退民进”问题的讨论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但是在今天，仍有必要从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全局出发，突出强调其必然性和紧迫性。因为只要坚持深化上述各项改革，未来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肯定是难以避免的。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最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现存资源，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在此，要特别指出并应形成的共识是：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不会影响执政的基础。为什么？第一，中国的治国方针、政府执政方针最基本、最有效的方针是“依法治国”，是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来约束各类经济主体行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第二，纵观世界各国，一国经济是否健康运行一靠法律法规制度是否健全，二靠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得当。国有成份比重高，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然快。民营成份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然慢。第三，今天强调“国退民进”，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会影响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只是意味着：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应该有计划地“退”；即使对“重要和关键”的行业领域，实施“控制力与影响力”仍是要分门别类，未必是对相关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去实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或绝对的控股权。

　　因此，在当今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历史时期，寻找国企改革方向的重点，从微观层面说应放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上；从宏观层面说应配合国家急迫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保障、财税体制的改革。认真研究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复兴的艰难历史过程，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提出绝对和相对控股的最低比例要求。对超过最低比例要求的股权，坚决地、尽快地实施有计划的、逐步的退出行动。同时，在国际经济格局风云多变的大变化中，对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些过去不被重视或被忽视的、缺乏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是退出而是恰恰相反，要进一步加大国有资本投资，以真正实现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国家战略布局与调整。

　　未来的国企改革，在宏观层面，第一，要认真研究清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到底是哪些？相对控股最低比例的要求到底是多少？在此基础上配合社会保障和财税改革中动态的资金缺口需求，提出“有进有退”的股权调整中长期计划。第二，国企改革应包括重点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为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第三，在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集中，向主业集中的过程中（不应强调向优势企业集中），除了要处理好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问题、高档酒店、宾馆、招待所等非主业投资外，还要认真研究处置目前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金融企业（这里仅指中央金融企业）所持有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第四，对各级地方政府及下属的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要特别指出，尽管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相当艰巨，但同时30年改革开放中政府长期积累的巨额资本财富（不包括巨额的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给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相当充裕的物质基础。

　　概括以上改革“路线图”，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两大核心”入手，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放松各种行政管制的改革。可以想象，相比于初期展开的“两大核心”改革，“四大重点”的突破，是这轮经济改革中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