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淘宝网上一家名为开心生活之家的网店,所售商品名称为火车模型,卖的却是火车假票。店主根据客户提供的个人信息制作假票,再通过快递发货,并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收款。1年时间里,制售假火车票2.5万张,获利近百万元。 2015年春运前夕,南昌铁路警方辗转
淘宝网上一家名为“开心生活之家”的网店,所售商品名称为火车模型,卖的却是火车假票。店主根据客户提供的个人信息制作假票,再通过快递发货,并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收款。1年时间里,制售假火车票2.5万张,获利近百万元。
2015年春运前夕,南昌铁路警方辗转四省,一举捣毁了这一利用“电商”渠道制售假火车票的“地下工厂”。自创字体用于排版 逐一试验选择高仿真打印机据审查,店主薛明(化名)曾是学校高考状元,大学里主修生物工程学,毕业后开办药厂经营不善,到2013年5月负债80多万元。为尽快还债,薛明选了一条“暴利”致富路——制售假火车票。
2013年底,薛明买来电脑、扫描仪、假火车票底票等,利用所学的电脑知识尝试制作假火车票。
“完全自学成‘才’,制假非常专业。”南昌铁路公安处办案民警李江鹏说,薛明专门花费8000元请人设计了一套制假软件用于排版,只需输入购票人相关信息,就可以顺利打印火车票,实现批量生产。
由于火车票面上的一些字体是市面上公开销售软件中没有入库的“非标字体”,薛明便通过反复试验,自创了一套与火车票面字体高度相似的“薛氏”字体用于排版。此外,他还收集了全国各大火车站的站名信息和代码输入排版软件,打印出的假票信息与真票信息一模一样。
为了以假乱真,薛明不惜血本,买来了市面上多种打印机逐一试验,最后挑选了一款可以用于印制冥币的高仿真打印机。
由于“质量保证,服务到位,付款安全”,薛明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妻子、姨、姨父等人先后参与其中,成为一个家族式犯罪团伙。2014年7月,薛明又花了9.1万元订购了一台柔版印刷机和一台分切机,并在湖北远安县租了一间面积约80平方米的厂房,准备大量开工。
2014年12月19日,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接到群众举报,专案组转战江西、湖北、河北、浙江四省,用不到两周时间,在湖北远安县打掉了这一“家族式”制售假火车票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缴获尚未出售的假火车票9616张,查缴一大批专业制假设备,以及用于印制假票的72卷票卷共计11.6万张及大量白底票卷纸等。
“钻财务制度的空子” 只做“过去票”用来报销?
截至归案,薛明已发售前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全国各大火车站始发的假火车票2.5万多张,非法获利98万多元。
“嫌犯颇具商业头脑,风险意识很强。”负责办案的南昌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杨军说。
薛明制作的多是长途卧铺票和高铁票,销售价格分别是30元和38元两种。据他供认,为降低制售假票被发现和举报的风险,他只接“过去票”生意,绝不做“未来票”,即制作的火车票都是过期假票,购票人买票不是为了上车,而是为了做假账报销之用。遇到客户需订制时间还未到期的假火车票,要么不做,要么就等火车票到期的第二天再发货给客户,以避免客户持假火车票乘车。
记者在南昌铁路公安看守所见到了一脸憔悴的薛明。他告诉记者,选择制作假火车票供客户报假账之用,是看到了这一方式的生存市场和巨大利润,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一行。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通过QQ找他的客户越来越多。
薛明说:“我只是耍小聪明,钻了财务制度的空子而已。”由于客户群体主要是企事业单位人员,薛明非常替客户“着想”,为每张火车票精心制作了二维码和票号,财务人员如果用手机扫二维码,显示的票号能与火车票票号一致,进而认为这是真火车票,可以顺利通过财务审查。
对于如何制作二维码,薛明交代,他是反复研究,找到其中的关键诀窍,保证了二维码和票号的一致。
据办案民警介绍,他们曾经与部分假票买主进行了电话联系,大多为一些企事业单位职员或公司人员,但对方对调查均不配合。假票也可能供人乘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尽管薛明对买假票供人乘车的情节矢口否认,但办案民警从中发现了一些存在的疑问。
通过对薛明交易纪录的分析,其网站交易记录达1750次,账户仅显示2014年10月至12月交易金额为20万元左右,其中,12月份报账高峰期单月交易额高达13万元,月交易额均值为5万至6万元,年交易额均值应为70多万元。
办案人员分析,“网店实际交易纪录的总涉案金额为98万多元,不排除薛明在客运高峰期售卖‘未来票’供人乘车的可能。如果发售的是一些团体的无座票,更不容易被铁路和公安部门发现。”
一些铁路客运人员向记者介绍,每年在节假日或春运、暑运高峰期,为避免旅客进站排长队等候,进站检票口工作人员很难做到车票百分之百过机扫描和仔细核对信息,往往是看一眼身份证号和票面信息是否符合就放行,这为制假售假者留下了作案空间。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南昌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政委熊辉说:“这种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销售假票的新型犯罪行为,在南铁公安查获的案件中尚属首次。随着电商日益普及,作案技术越来越高,对公安部门办案方式和网络监管都提出了新挑战。”(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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